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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老师们的故事

来源:清风文学网   时间: 2020-06-23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童年的我喜欢爬树和捅马蜂窝,夏天喜欢一丝不挂,好像直到8岁入学的前一天才开始非常不情愿的穿上衣服。

入学前的我是顽皮但不聪明,不喜欢上学。入学前要面试,梁老师问我能数几个数,我从1数到12,然后说“不会了”。应该是数数最少的一个孩子了,恐怕现在3岁的孩子也比我强。

一年级的成绩好像很差,也不喜欢写作业。很多题都不会作,就找比我大一岁但留过一次级的同姓小姑于新荷代写或者给我答案。因为留过一次级,她经验比我丰富,毕竟是第二次作那些题了。

二年级的成绩好像马马虎虎了,但是语文成绩比数学要差,我喜欢数学,讨厌语文。三年级时开窍了,懂得把打乱顺序的词语组成句子或者把打乱顺序的句子组成段落了,一般错不了,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三年级时好像有《自然》课了,由张老师教。他讲了一段时间的课,然后问:“植物用什么吸水”?全班没有人回答,一片沉默。其实他讲课的时候,我趴在桌子上睡的迷迷糊糊的,根本没听课。他把我叫起来,问我知不知道答案。但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又不好意思说自己睡着了没听,就打马虎眼说没听清楚,让他再重复一遍。“植物用什么吸水?”“根”,我脱口而出。“你看人家没听课的都知道答案,你们听了课的都不知道。聪明的就是聪明。”他一下把我打马虎眼的事给戳穿了,同时又表扬了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全班哄堂大笑。

四年级时有《地理课》了,是王老师给讲。他讲课是天南地北,杂七杂八的都有,不光讲课本上的东西。讲到内蒙古大草原缺水时,说是来了客人只能用个驴屎蛋子擦擦碗,因为水金贵,得留给客人喝,不能用来刷碗。我心想,那擦了还不如不擦。2006年我去过河北省沽源县和围场县,已经和内蒙古搭界了。我很幸运,没有碰到人用驴屎蛋子擦碗招待我。所以我至今不相信他讲的是真的。

六年级就迁到外村去读了,班主任是史老师。前半年的校长姓秋,大家都不喜欢他,背地里叫他秋大鼻子,因为他的鼻子大,而且有点发红。有一次上级要来检查绿化,他安排老师,老师再安排我们每人从家里带一盆花,没花的话就是出去借也得借一盆带到学校。然后连盆埋到地里,顶上撒上新土,连一棵青草都没有,就好像刚锄过一样,真是干净漂亮。而其他地方,比如路边墙角的青草反而让我们停课去薅掉。我那是一百个不情愿啊,不是检查绿化吗,怎么把青草给薅掉了,青草不就是绿色植物吗?后来朱镕基总理在全国的一个绿萝花能治癫痫病吗会计师会议上题词“不做假账”,我就想笑:怎么可能不做假账呢?学校和老师从小学就开始教我们弄虚作假了。

后半年的校长姓黄,比较和蔼。他家里也种地,大热天的让我们六年级两个班的学生去帮他收割麦子,还捡麦穗。我不愿意干活,就耍滑应付差事。他的妻子好像腰上有病,不敢干重活,也很和蔼,看见我们不愿意干活也不责怪我们。还烧绿豆水给我们喝,里面加了红糖。

小学时记忆中最心酸的事就是家里比较穷。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就到盐场出赴,就相当于打工的意思吧,挣了钱还得交给生产队,分公粮时却没有我们的份儿。记得有一年分花生,是我去领,队里不给我,气得我哭了。现在想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工人阶级的“停薪留职”居然是跟七十年代的农民阶级学的啊。那时候不但没的吃,也没的烧,到沟里搂草还得偷着去,被生产队里看泊的给抓着了就把提篮给收去了。真是怪了,现在打除草剂都杀不净草,反而到处是野草没人要。大包干初期都是薅麦子,为的是回家铡下麦根好烧火。重新分地时,上家要是用镰割的麦子,能留点麦根在地里,那真是比吃了蜜还甜:可算是白捡着烧草了。现在倒好,联合收割,遍地麦秸麦根,还得偷着放火烧,防着派出所。

上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时,回家要学费,2元钱。而家里是一分钱也没有,我是又哭又闹。父亲没办法,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冒着蒙蒙细雨,推着自留地里种的一麻袋土豆去赶集。母亲纳闷,下着雨,你去卖给谁呢!父亲最近还提起过此事,说他当时想的是只要有问价的,他就卖。很幸运,被中学的一个老师买去了,还得给送到门上。整个集上就那一个买的,卖了7元钱。感谢那个买了我家土豆的老师,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是他使我有了学费。

小学升初中,很顺利。班主任是叶老师,他家里也种地,也让我们去收过麦子。在他村山边的河里,我第一次见到并捉过河蟹。初一,我的学习成绩还行。那时进初中才学英语,我很新鲜,发音故意走调,结果被李炎荣老师训斥了一顿。我老实了,期中考试居然考了满分一百分,全班就我一个。李炎荣老师对我的态度转变了,我又成了模范。但李炎荣老师年轻,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训人甚至打人,大家都很怕他,把他当魔鬼。不过这也有好处,他能对付班里脾气最古怪的王立君,是食品站站长的儿子。王立君只怕李炎荣老师,其他老师拿王立君根本没辙,只能放任自流,不去管他。不过李老师对我却是出奇的好,我也不怕他。

初一的语文老师是陈廷秀老师,名字中间癫痫病治得好吗的那个字也许记错了,脸上有道不太明显的疤痕。他刚从师范毕业,工资60元,学的是数学专业,校长却安排他教语文,而且做初一一班的班主任,他有点委屈和无奈。一次上语文课,我拿一把锁在抠锁芯玩,被他发现了。问我在干什么,我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搪塞,就实话实说“在玩”。结果他气得满脸通红,似乎想哭,说他数学专业的来教语文,问我是不是看不起他。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从此我感觉“有时候说实话也是很气人的”。

初二时,我的成绩就开始下滑了。我不习惯上《几何》课,尽管教我们的是全校公认的最好的几何老师崔玉佳老师,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几何”。而叶老师因为教的是《代数》,背地里被称作“老代”,应该是他的脸显得老成的缘故。有一次上晚自习,我和几个同学在玩一种好像抽冰棍中间木条的那种游戏,被发现了。他伸手去没收木条,我玩得太投入了,头也没抬,抬手把他挡回去了。我以为是其他同学来干扰,结果围观的同学都偷着乐。他没有多说什么,就骂了一句:“你简直就是一具行尸走肉!”现在想来,他骂得没错,我如今一事无成,不是行尸走肉,又是什么呢?

进入初二时,教学楼已经建起来了,这是我市乡镇中学中第一座教学楼。不过质量不太好,有好几道从一楼裂到三楼的大裂缝,小裂缝就更多了。最倒霉的是三楼了,下雨时外面下大的,里面下小的;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在下。有一次地理老师郝敏老师来上课,刚进门往上瞅了一眼,然后说“hello”。郝敏老师的普通话是最标准的,学校的运动会都是她播音,声音拖的很长,很有特色。而郝敏老师不是正式老师,只是一个代课老师,她不会英语。我们都以为她开始学英语了,在用英语跟我们打招呼,想再回应,但该用汉语说你好呢还是也用英语回答她,很犯愁。不过大家很快都明白过来了,原来她说的是“还漏”!我当时很痛恨那些建楼的,认为他们偷工减料了。因为这座楼可是全镇人民集资建的,哪个村不出钱,就要把哪个村的学生赶回去不让上学的。现在想来,建筑队也未必偷工减料,毕竟是农民建筑队第一次建楼,没有技术和经验。现在都25年了,那座楼还在用着,比现在的“楼脆脆”可坚强多了。

初二还是初三,记不准了,语文老师是全校公认最好的裴秀英老师,而且朗读带有很真诚的感情色彩。

初二的物理老师是董老师,记不清名字了,女的,胖胖的。一次自习,我在睡觉打盹。她把我叫醒,问的话让我两难,没法回答:“你这是在养精蓄锐呢还是感觉你已经学得够好了?”为什么癫痫病很容易发作?

进入初三,班主任是王立群老师。他教数学,但对荀子的《劝学篇》却能一字不漏的背出来,他说自从他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再单独翻书去看那一篇文章。这应该不仅仅是记忆力的问题,而是他对荀子和对学习态度的重视。

初三的物理老师是魏全福老师,我们邻村的。他讲课从来不带课本,大步跨上讲台就讲,讲完转身就走,你是爱听不听。不过学起来却感觉轻松,正如他所说:“我这个大本教你们这些小小的初中生,还不是小意思?”

初二和初三的英语老师可能都是臧爱侠老师。他也不是正式教师,只是一个民办教师。他高考落榜,回生产队推过两年小车,种过地。好在他没有把英语丢弃,由于英语师资奇缺,给他带来转机。在他之前好像孙玉姗老师教过我们,女的,第一次介绍她自己时说有人管她叫“太阳老师”。因为她的姓的拼音SUN在英语中就是太阳的意思。她很有意思,刚教了可能不到一个月吧,就要结婚,对象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姓高还是姓什么的,记不大清了,高大粗壮。当时劳校长不同意她结婚,气得满脸通红,说是哪有刚毕业就要结婚的。她也吵得面红耳赤,气得走路极快,口里还念念有词,极不服气。最终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很快就有了孩子。夫妻二人经常在一起,丈夫抱着孩子,孙老师站在一边,双臂抱怀,脸上洋洋得意,很幸福的样子。现在看来,劳校长也不是反对她那么快就结婚,而是发愁怎么给他们腾房子,应该是急得脸发红,而不是气得。

初中升高中,我的成绩还算可以。但高中的物理和化学跟初中有点不大衔接,跳了一个台阶上去,我有点吃不住了。尤其上物理课,我听不进去,如同听催眠曲一样,经常趴着睡着了。物理老师晁天正老师说:“你看,这个人又睡着了”。他个子很高,说话和蔼,脸上带笑。

文理分科,我选择了文科,结果还是分到了理科。不只是我一个人分科不如意,还有很多人,他们去找老师找校长求情,但基本没用。因为6个班重新组合后是文2理4,文科可能少设置了一个班。即使设置上了,高考时也没有那么多文科专业可供选择,最终还是难逃落榜的命运。得知被分到理科后,我生了一头疮,脑袋肿胀,睡觉在恶梦中惊醒,从床上缓缓坐起,如同诈尸一样。刘兴儒老师教语文,分科后的第一篇作文是《我的理想》还是什么来,我写了很长很长,大概有五六页,倾诉分科失意的烦恼,根本就跑题了,因为我当时完全没心思去考虑主题。他当时好像没有给打分,也没批评我,只是在评语中写了一句话:“让一切癫痫病用什么药治疗重新开始吧”!刘兴儒老师长得清瘦,据说当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圣人古训,第一次就是听他说的。高三的语文老师何光远老师讲课很幽默,“说这个人坏一般不能说他坏,应该这么说“你这个人是诚的好呢,八个心眼儿,七个好的,就是专门使哪一个坏的。”

进入大学,负责我们两个班的应该是个什么职务,说不清了,反正不大适合用班主任这个词,或者就叫班主任,不过一下管两个班而已。他不是系主任,好像姓高,还是系主任也姓高,想不明白了。国庆节,我跑到北京农业大学去找同学玩,事先没有打招呼就在北京农业大学过夜了。结果舍友兼老乡,莱西的钱国豪报告了班长毛德旭,他又报给高老师了,害得我们挨了一顿批评,不过并没有处分我们。当时我是面服心不服,都20多岁的大活人了,能出什么事,又不是女孩子出去玩,很恨他们多事。现在想想,万一出了事,对各方面还真是没法交代。

大学的两个英语老师都姓许,都是女的,一个许婷婷老师,总是面带微笑,没教完一学期就去了英国。接替她的就不记得名字了,脸型稍微胖一些,带副眼镜。化学老师是刘丽媛老师,研究生毕业,工资不高,但她说像她那样的已经没有办法了,已经读到那个程度了,钱已经不重要,只能继续读下去。那她后来应该是继续去读博士了。教政治课的老师很年轻,戴副眼镜,给人一种纤弱的感觉,工资只有300元,忘记他的名字了。他当时谈到了环境污染问题,说是他小时候都是去河里取水吃,而90年代已经不敢吃河水了。他应该是南方人,我印象中北方都是吃井水的。放眼现在,已经到处是垃圾围村,垃圾围城了,别说河水不敢吃,就是井水也有很多地方不敢吃了。

毕业多年了,自己也没取得什么骄人的业绩,过得很平庸,感觉碌碌无为,一直没专门去拜访某个教过我的老师,很是愧疚。但我记得他们的教诲:真诚做人,坦诚做事。

我心中有时会有这样的幻想,那就是有朝一日,能让天下兢兢业业的老师们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不像我的老师们住的那么拥挤。而现在我只能遥远的祈求和祝福: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教师俱欢颜!老师们,辛苦了。

回报社会,关注教育,报答恩师,只有开始,没有终止,要来总不迟!

让教师年轻时有房住,年老时有住房,无需操劳,无需奔忙,享受舒适,享受健康,安心教书育人,为国培育栋梁!(文/神州散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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